近几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校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的意大利籍教授唐云发布的《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引起大批境内外媒体关注。

   唐云教授的文章和用意大利语讲述的“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视频，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意客户端、国际在线刊发后，引起了人民日报客户端、欧华联合时报、澎湃新闻、浙江日报客户端、东方新闻、温州都市报、温州日报客户端、温州广电集团快点温州客户端等一大批海内外主流媒体的报道。

    以下是唐云教授的研究成果——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条海上陶瓷之路。由于易碎的瓷器难以用骆驼运输穿越绵延的亚洲沙漠，海运自然就成为理想的运输方式。瓷器在茶叶的隔离保护下，能完好无损的抵达亚洲、非洲和地中海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外国的产品还包括丝绸、漆器和茶叶。

    海上丝绸之路持续了1300多年，一直繁荣到十五世纪初期（明朝），其连接的主要港口包括太仓、杭州、宁波、温州、泉州、福州和广州，另外还包括南京（1405年—1433年郑和下西洋的始发地）和扬州（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商贸中心）。特别值得强调的一座城市当属温州，那里是绝大多数旅意华人的祖籍地，有着悠久的对外开放传统和开展海上国际贸易的历史。

    2018年春，在永嘉瓯北丁山汉六朝古墓群考古挖掘过程中，从东晋（公元336年）古墓出土了一件磨花透明玻璃碗。碗高6厘米，口径8厘米，呈萨珊王朝器具风格，据考证是通过海路从波斯运抵温州的。陪葬器物中还发现一件产自当地的青瓷魁，实为罕见，另外还有一件青铜弩机，据此推断古墓主人应为一位高级武将。在中国，类似的玻璃碗还在位于湖北和南京的同时代古墓中出现，在日本也发现了一些从中国进口的波斯器具。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繁华程度。

    在温州湾，人们发现了大量古代商船的残骸，但是受海水深度和能见度差等因素的影响，发掘工作尚未开展。出于同样的原因，位于瓯江郭公山一带的造船厂遗址和位于平阳县海岸水下35米深处的造船厂遗址均未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平阳造船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现在那里仍有适合造船用的残余木材被发现。

    温州位于瓯江入海口，耕地贫乏，历来都是一个以商贸闻名的中心，开展对内对外贸易。商船频繁往来于日本、高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大量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笔记可供考证。十二，十三世纪，温州见证了永嘉学派的兴起。永嘉学派代表了当地初兴的工商阶层，提出“事功”思想，主张政府通商惠工、流通货币，指出私有制和雇佣关系的合理性，使商贾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时，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派却对商人抱有强烈的偏见，将商人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时至今日，永嘉学派的思想依然根植于温州企业家的内心，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尤以意大利为甚。

    温州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当地商人就已经开始同巴蜀（今四川）和晋地（今山西）开展贸易往来，唐宋（七世纪—十三世纪）时期，贸易范围已经扩张至整个东南亚。

    唐代（七世纪—十世纪），温州的布匹、盐酒、瓷器和以蠲纸为代表的纸制品发展迅速。与此同时，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海上贸易：659年，温州—日本航线开通；842年，温州商人李处人在日本长崎的小岛上建造了一艘海船，开辟了一条新的日本—温州航线，借助季风，航行时间缩短到6天。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佛经、佛像、药材、黄金、水银和铜器。

    998年，温州商人周伫经海路抵达高丽，因其才华和学识被高丽王朝任命为礼部尚书。据史料记载，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只遭遇过一次风暴，后奇迹般获救。1240—1250年，温州商人王德用和王德明兄弟二人赴交趾（今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德用才艺而敏，给厚礼留之，谴乃兄回”。因元军进攻，温州商人陈宜中迁居暹罗（今泰国），后在当地创下了繁荣的产业。

    1050年前后，宋朝政府在宁波和温州设立官方造船厂，造船用的木头均产自温州，就在采买官员的老家。当时，宁波和温州造船厂分别共造船只7916艘和5083艘。

    1133年，温州设立市舶务，1150年时，关税收入达200万贯（1贯相当于1000文钱），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5%。宋代（十世纪—十三世纪），中国口产品种类超过400种，出口产品100多种。十二世纪，繁荣的温州港不仅连接了国内港口，还连接了包括东南亚、印度、日本和高丽等地的港口。当时高丽就从中国进口药材、布料、漆器、青铜器、虎皮、纸墨和其它手工商品。单就温州而言，这里出口的产品就涵盖漆器、瓷器、茶叶、丝绸、书籍和文具。

    元代（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温州成为对外开放的七大港口之一，向东南亚国家大量出口茶叶、瓯柑和当地米酒，同时从国内各地购买原材料，包括从处州（今丽水，温州北部）购买木材、从四川购买油漆、从福建购买靛青染料、从北部购买蚕丝。同临近的福建贸易往来尤为密切，贸易货物包括靛青和龙眼、瓷器和漆器。温州市内，在朔门一带沿瓯江建造了数公里石堤和两座码头，分别供中外货船停泊。

    值得关注的是，元代，很多西方商人来到中国，其中包括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在游历亚洲25年、在中国生活17年后，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1296—1297年，温州永嘉人周达观奉命随元朝外交使团经由海路远赴真腊（柬埔寨），回国后写成《真腊风土记》，书中写道：“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鑞，温州之漆盘，泉州和丽水之青甆器，宁波草席，水银、麝香、铁锅、铜盘”。文中的描述表明温州著名的漆器可能出现在柬埔寨的市场，中国丝绸曾被用来制作皇家仪仗使用的阳伞和华盖。周达观记载了富贵人家新近置办了中式矮桌、矮床。他是从一位定居在柬埔寨的温州商人那里得到大量有关柬埔寨的信息。

    《岭外代答》是另一部地理名著，作者周去非（1134—1189），温州永嘉人，1163年中进士，后赴广西（中国西南）为官4年。东归后，温州港口恰逢外销瓷器、丝绸和漆器的繁荣时期，周去非重新整理笔记（原稿在归乡途中遗失），记录广西当地的历史、地理和社会人文，还记有很多国外地区的情况，包括东非沿海一些国家，包括坦桑尼亚，伊拉克、埃及、甚至还可能记录了阿根廷。此书部分内容源自广西官员范成大（1126—1193）所著的《桂海虞衡志》，有关外国的部分自然是作者从往来于温州港口的中外商人口中得来的。这本1178年问世的著作的部分内容被明朝编撰的《永乐大典》收录，1408年成书，随后又被清代《四库全书》收录，1780年成书。此外，《岭外代答》的部分内容还陆续被十二世纪其它地理典籍收录，可见此书当时的重要意义。书中还有部分关于麦地那和穆斯林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描述，谈到了巴格达、摩苏尔、阿富汗、波斯和马格利布。有关西南海域，作者提及了昆仑层期国，昆仑代指“黑色”，层期国指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

    有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书中提到的木兰皮国并不是西班牙南部，而应该是阿根廷。文中记述：“大食国西有巨海（编者注：大西洋）。海之西，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盖自大食之陁盘地国发舟（木兰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木兰皮国所产极异，麦粒长二寸，瓜围六尺，米麦窖地数十年不坏，产胡羊高数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数十斤。日晷长三时（编者注：冬日，巴塔哥尼亚南部）”。周去非的记述可能证明了中国人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知晓美洲大陆的存在，周去非的著作也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美洲大陆的最早记录。

    温州港不乏外国人的面孔，主要来自日本、阿拉伯、高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他们一上岸便会到专门的客栈下榻。温州曾经也是日本僧人的朝圣之地，他们既为瞻仰永嘉大师玄觉（665—713），又为到的禅宗寺庙—天台山国清寺朝拜。据史料记载，温州江心寺的僧人大部分是外国人。江心寺位于温州古城北部的江心屿，岛上有两座古塔，古塔同时发挥着灯塔的作用，被往来于瓯江的船舶当做导标使用。

    温州瓯窑出产的瓷器通过海运销往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瓯窑有一件瑰宝：北宋青瓷褐彩蕨草纹执壶（也有说法认为是椰枣树叶纹），制作年代约为十一世纪，造型同波斯银壶的风格相似，这是温州和中西亚国家早有频繁贸易往来的又一例证。

    著名的龙泉青瓷产地位于瓯江上游，通过船运抵达温州港，换乘海船外销至东南亚、印度、非洲和地中海国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拥有除中国之外最为丰富的中国陶瓷藏品，其中就包括若干产自龙泉的青瓷，经由温州港而来。

    同商人一起抵达温州的外国人还有传教士。摩尼教是一种以明暗为基础的二元论宗教，宣称将人体内的光明分子提炼，就可回到光明王国。摩尼教在唐代（七世纪）广为流传，使用佛教和道教的语言来传教，再后来，到了宋元时期（十世纪—十四世纪），在南部的福建和温州收获大量信徒。摩尼教宣扬反抗黑暗（进而扩展到反抗一切压迫），这种信仰后来被禁止，成为非法宗教，曾鼓动过数次农民起义。据史料记载，元代（十四世纪），在平阳（今苍南）建有一些摩尼教寺庙，如选真寺和潜光院。如今的选真寺遗址处在一篇稻田之中，寺庙前有一座石碑，1351年立，碑文由文人孔克表（1314-1386）撰写，歌颂彭仁翁重修“苏邻国（编者注：波斯）之教者” 宅，指的就是摩尼教。

    明朝，由于东南沿海持续有倭寇作乱，朝廷实行海禁，温州港开始走向衰落。清朝初期（十七世纪），由于抗清名将郑成功（1624—1662）的军队在沿海活动，清政府下令禁止当地百姓为叛军提供支持，成效甚微，随后颁布迁海令，将沿海村庄内迁，完全切断与外国的贸易。台湾统一后，清政府于1684年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捕鱼和贸易，但是仅限私人小船并且征税。清朝初期，温州商船促使中国同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开展了繁荣的海上贸易。据当时的文字记载，长崎是中国商船往来最频繁的港口，出口产品包括白绢、瓷器、药材和纸墨笔砚，进口产品包括黄金、水银、铜器，后来增加了海参和鲍鱼等鱼类产品。1757年，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只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贸易的通道。1840年，英国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开放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从1840年到1875年，英国政府曾四次要求清政府开放温州口岸。最终，1875年《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1877年，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835—1911）下令测绘温州港的航线，并于1877年4月1日设立温州海关，好博逊任税务司。与此同时，蒸汽轮船开始替代传统帆船，温州—上海、温州—宁波和温州—台州航线，以及温州连接香港和台湾的航线陆续开通。

    1877年至1919年，温州同多地建立有直接贸易关系，包括日本、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香港、新加坡、苏门答腊和槟城。上世纪30年代，由爱国企业家吴百亨（1894—1974）在瑞安市建厂生产的擒雕牌炼乳、由永嘉县张氏家族生产的高恒丰牌乌牛早茶均大量外销到东南亚和欧洲。1938年，由金乡镇陈氏家族同春酱园生产的“甘露”酱油在1938年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大部分土地遭到日军侵略，大量港口关闭，温州港也遭到日军轰炸和占领。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连接温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汕头的航线陆续得到恢复。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这座城市得益于著名的“温州模式”，以实现家庭企业的繁荣震惊全国。1984年，温州港成为全国18个对外开放沿海港口之一，在家电、眼镜、服装、鞋、灯具、纽扣、箱包、打火机和伞具等产品的出口方面表现强劲。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温州全力发挥其海外温商网络优势：当前，全球131个国家和地区活跃着68.8万名温州商人，其中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和地区。温州积极开展对外合作，目前已建成3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1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园区内共注册中国企业228家，出口产值达8.8亿美元。此外，温州还在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共建设了18个大型商业中心。温州企业在海外拥有牢固的销售和投资网络，依托350多个同乡会，能够及时掌握各行业最新信息。在欧洲（意大利、荷兰、希腊、德国，等等）还形成了一张由55家中文学校和44家华文媒体构成的网络，促进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2018年，温州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达475亿元人民币（7.044.250.000美元），同比增长13.1%，进口总额达103亿元人民币（1.527.490.000美元），同比增长65.3%。温州进口产品一半以上来自印度尼西亚。